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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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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2-23 02:01:00 来源: 聊城新闻网

  《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》 吴云弢撰

  一、聊城刻印书籍的创始发展和衰落

  聊城自古以来,就是鲁西北的一座重要城市,为我国内陆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。商贾云集,人烟辐凑。明、清以来先后在这里创办过东林、摄西、启文等书院,因其又是府治所在,例年要办的科举——府试和院试,都在这里举行。清末,在这里又设立东昌中学和东昌师范等学校。由此,书籍、纸墨这类行业便应运而兴起来。

  聊城的刻印书籍,开始和发展的确切年代,已无资料可考。不过它的由盛而衰之最后阶段,去今未远,访诸当地六、七十岁的老年人,还能谈个大概。据李复元老先生说:远在明代中叶,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卖、规模很小的书馆,字号叫好友堂。他的资本微薄,没力量雕刻大部头的书,只印些启蒙读物,如百家姓、三字经、千字文和极其通俗的小书,如唱本之类,偶尔也替人加工操作。生意清淡时便扛着书沿街喊卖,或带点纸笔,串串书馆。这个掌柜的姓名失传,住址不详。他的出版物,更是绝迹已久。这个书铺子,虽然渺小无闻,但可能就是近代聊城刻印木板书的创始者。

  好友堂以后,即从明末到清初,聊城的书坊陆续增添。最早开业的是书业德,随后有善成堂、有益堂等相继创立。到了清乾隆、嘉庆时期(1736-1818)地方商业日臻繁荣,科举试场也更加热闹,应运而兴的书店不断发展,又出现了敬文堂、文英堂、聚锦堂、聚盛堂、聚和堂等家。以后又有了万育堂、文奎堂、品文堂。最后又出现了福成堂、魁允堂、精忠堂、三合堂、万兴成等家。至于德润斋、郁文斋以及一些发售纸墨笔砚、碑帖文具,也稍带卖书的店铺,更是不少。那时的刻书雕板和印刷装订,全是以手工来操作。这些民间手工艺人,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,在清康熙,到嘉庆、道光之季,在设计艺术等方面,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。(一八四零年以后杨氏海源阁藏书对聊城木刻书籍的技艺,也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)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相对好转,也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。当时聊城出版的各类书籍,几乎销遍我国的北部。这个时期,就是聊城书业的黄金时代。

  鸦片战争后,连续经过了中法战争,中日战争,我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势力的严重打击,以致农村破产,市面萧条。书籍的销路,也日见萎缩。到清代末期,上海、天津等地石印和铅印本的读物,逐渐流行,手工印刷的木版书,又受到严重排挤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科举停止,一般四书五经,及制艺之流的书籍,销路更加迟滞。于是这一行业,仅能勉强支持,远不如从前兴盛了。一九二六年张宗昌督鲁时期,王寿彭任教育厅长,又一度提倡经学,通令全省各中小学校,设读经课,因而经书、古文等,再见畅销。但这终是昙花一现,未能持久。接连民国十八、十九两年,聊城地方饱受聊城县警备队长王金发等匪乱摧残,图书、版片、损失不少。抗日战争时期,日寇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疯狂破坏,以及解放前反动统治者的摧残,刻书业便日渐没落,直至消灭。后来,据说,仅书业德和有益堂两家,就以木头价钱,论斤卖掉书板八万多斤,充作了燃料。这样,聊城各家书店,数百年积存的书板有如祖龙一炬,孑遗莫存。

  二、聊城各家书店的简略介绍

  (1)书业德经营前后

  聊城的书店,如果谈起资格老、资本厚,而延续年代最久远的,就是书业德了。书业德的创立,约在清初康熙年间。资东是陕西郭姓。原始地址,是聊城东门里路南(今新华商场北口)明代吏部尚书许赞的故居。书业德历史悠久,资本雄厚,出版图书,达数百种。在印刷上、纸张上、以及校勘、装订各个方面,都十分认真考究,因而经营范围亦逐日扩大。据书业德的后代陈季先听他的祖辈说,当年的书业德,最兴隆时期有书板一千多种,柜上工人及营业职员一百余人。除聊城总号设有作坊大量印制批售外,在济南、太原、祈县、中遥等地,还设有分店。

  民国初年,上海商务印书馆,曾委托书业德经销该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。并派一位陆姓职员,来聊城襄助办理。为时约一年,接着济南商务分馆在聊城设了营业据点,书业德的兼销业务,于是结束。一九二三年,地方绅商创办农工银行时,书业德将门市部房子让给该行,自己迁入到聊城南顺城街路西继续营业。此时,资东经理之间,便发生了矛盾,营业情况亦因世移势转,大不如前。在这种情况下经东、掌双方协商改组,并招收新股。由其账房先生王焦林协助整理,于是又接受了陈竹亭的入股。并将书业德改称为书业有限公司,资本额约一万元。陈任经理。后来原资东郭子安,因嗜鸦片,落拓无聊,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回陕西老家,书业德从此一蹶不振。

  (2)有益堂和善成堂

  有益堂:有益堂的创立大约在清朝雍正、或乾隆年间,资东是河北省衡水县人。开业资金为一万三千五百吊。聊城为总店,占用资金一万吊。衡水县西关菜市街设立分号,占用资金三千五百吊(一九三八年倒与别人)。聊城总号,原经理为张绍基。后来又归于当地人邹姓经营(邹氏兄弟两人一名邹贵田、一名邹文田)。之后,又加入周姓股东(聊城周家钱局)。有益堂总号营业门市部,设在聊城城内楼东大街路北。经营规模和开业时间仅次于书业德,为聊城木版书业延续最久的一家。

  善成堂:资东傅姓,四川人,据传说他和书业德的东家是表兄弟。有一年,这位傅先生从四川赴京赶考,路经聊城,表哥俩不知因借川资抑或别事,言语间发生龌龊,不欢而别。傅落第后,余忿未消,遂辇运资财,在聊城也开起了书店。要和书业德竞争,创立了善成堂书店。当年营业也比较发达,店中职工六、七十人,出版物远销数省。它在北京设有天成堂书店,济南、济宁、包头等地,均设有善成堂分号。

  善成堂的创立时间,略晚于书业德和有益堂。实在年代,尚难稽考。经理人先后有河北省束鹿县人郭庆河和枣强县人何以斋。善成堂在郭、何二人经营期间,正处在兴旺之时,在聊城出版业中,除书业德外,堪坐第二把交椅。

  (3)宝兴堂敬文堂和文英堂

  宝兴堂:这个堂字号和书业德、善成堂、有益堂。当时被称为聊城书籍业的“四大家”。四大家之中,规模较大、业务相等者,首推书业德和善成堂。次属有益堂、和宝兴堂。其余以下各家,又等而次之了。

  宝兴堂书庄位于古城区安乐巷路西,建于清朝康熙中期,占地近三亩,整个书庄坐西朝东,为传统的“四合子房”,北跨院作为作坊、书库、纸库之用。作坊内有三十多名工人从事印书、装订工作。当时印刷的书籍除了有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之外,多为四书五经、医书、棋谱、画谱、小说等。仅小说就有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西厢记》等,尤其是在清朝同治初年印制的绣像本《红楼梦》闻名国内,曾经被列为《全国书目》。民国时期,宝兴堂逐渐衰落,1944年关闭。

  宝兴堂由河北衡水人李太恩与其先祖李森昌合资兴建,以后又换了一位姓林的,最后的经理是当地人李森。但是原经理衡水李某,也在店内管事,都称他为“李东家”。该店最后还拿出一部分资金经营乌枣生意,以补助书业亏损。

  敬文堂:这家书铺约民国初年就关闭了。他的资东,一说姓谷,聊城人;也有说是衡水人或江西姓黄的。对其营业所在,也有两种传说:一说在聊城东门里路北,五间门面;也有的说在聊城城里泰宝银楼旧址。至于营业情况,由于聊城已无人知晓,只好等知者来补充了。

  文英堂:老底子经理人是陈兆杰,聊城马宅街人。雇佣职工有二十多人,经营了三、四十年。最初是独资经营,以后又吸收了一个外股,并且还将原来的文英堂,改为了文瑛堂。

  (4)其他小书店

  聊城的刻书与出版业,除上述六家外,还有聚锦堂、聚盛堂、聚和堂、崇文堂、文奎堂、万育堂、品文堂、魁允堂、三合堂、万兴成等许多家。他们开业有早有晚,经营范围和营业额也各不相同。其中崇文堂、三合堂等号都曾兴盛一阵,但和上述六家相比,则都有逊色。其它小户,就更望尘莫及了,故不再一一记述。

  三、各家出版物概述

  (1)“南书”和“府书”

  聊城的木板书籍印制和发行者,综上所述,大大小小十多家。在石印和铅印读物没有普遍推广时,木板书业是比较发达的,他们把出版的货品分为两大类:即“南书”和“府书”。从江、浙、川、闽等省,购买印好没有装订的书页子,到聊城再加工装订成部,盖上自己图记的书,叫做“南书”。在当地雕板印刷成书的叫做“府书”。后来,循此习惯,以南书原页,翻刻制装,大部头的,大本成套的,也都称为南书。南书多是采用上等国产毛边纸印刷(也有用毛泰纸印的)。至于小部头的,或零星单行本之类,大都叫为府书。这类府书,多用毛泰纸印,但也有用甲字粉连成或较粗糙的时则纸印制。俗称草板书即属于这一种。所谓“府书”,系指由东昌府出产之意。至于唱本、曲调之类,则称为“小花页”。

  (2)书业德、善成堂两家的出版种类

  书业德和善成堂这两个书店,是聊城四大家的首轮字号。书板比其他各家都多,出版物无论南书、府书、数量与质量,都比其它字号为多为优。象大部头的南书、如五经体注、五经备旨、资治通鉴、前四史、官板四书、凤洲纲监、康熙字典、昭明文选、左传句读、左传易读东莱博议、古文释义等等,有数百种之多。除了经史子集以外,医药书也有很多种类,如本草纲目、本草从新、本草经读、本草备要、陈修园七十二种、景岳全书、医宗金鉴、济阴纲目、千金方及名家医案等,也不下一、二百种。旁及卜筮、星相、风鉴、兽医之类,也有不少。小说中大本大字的如三国、列国、封神、西游、隋唐、东西汉等演义,水浒、说唐、说岳、施公案等各种通俗读物;聊斋、纪氏五种这些所称“闲书”,也有百余种(据善成堂老工人孙玉堂说:善成堂有书板四百四十种,书业德约四百二十种,后又继续增添数百种。善成堂也从四川来书页子,加工装订)。

  (3)宝兴堂有益堂及其他各家的书籍

  宝兴堂,有益堂,这两家书店的书板,虽赶不上他们两大家,但比起其它的中小家书店.也还数得过去。宝兴和有益,都有二、三百种书板,如三国演义,五才子,西厢记,包公案、镜花缘,红楼梦等大小本头的小说。其他如五经,四书,巾箱本四书备旨、唐诗合解,昭明文选,以及医学、杂流等类,品种也很多,不胜枚举。

  四大家之外的中、小家书店,多半印制“府书”一类的货品。大部分采用毛泰纸.也有用较次的竹纸.或粉连纸刷印。他们为贪图降低成本,便宜易销,质量方面,都不太考究。如小本头的四书,五经,和启蒙读物,多是供应邻近县镇的书贩串书馆的,及门市零售。他们的书板刻工方面,有的较好,有的很粗糙。校勘方面,也不精细。通行应销的小本头书,谁家也可雕刻,都没有专利的版权。

  另外还有一些小本杂书。如聊摄丛谈、想当然耳、巧合奇冤、宣讲宝铭、宣讲金鉴、皂王经,阴骘文、玉历抄传、幽冥录、暗室灯、以及山西杂字,合婚便览、净发须知、弟子规、西学三字经等等,不可胜数。这些小书大部分是宣扬封建迷信、封建礼教、妖魔鬼蜮的,有的也具有一些实用知识。它之所以能销行各地而不受到抵制,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。

  四、关于营业方面的竞争情况

  (1)标新立异

  对向无版权的四书五经、小说杂著,每家书店都可以随便地雕板印行。但若墨守成规,不想一些新的花样,便不能在同业的激烈竞争中站住脚。因此各业商都想标新立异,出奇制胜,表现在一般经书的出版中。如一般书店都印有春秋左传、左传句解、左传句读,善成堂为了夺取其它店的市场,排斥其它店的左传销路,则印左传杜林,书业德见此便出版左绣与之对抗。有益堂当然也不甘被挤,又出版读左补易,周礼精华、诗经喈凤等。又如官板四书,善成堂刻印奎壁四书,书业德则出大字四书,有益堂更别出心裁,在每张每页的顶端,又增印字典,称为字典四书,并声明为独有版权,不得翻印。其它店虽不能侵犯它的版权,但也还有其它竞争手段。一时花样百出,竞争甚为激烈。

  (2)抢印“闱墨”

  科举制度没有停止之前,每逢乡试、会试的考期,聊城几家大书店,例有一宗生意要做,就是刻印“闱墨”大量发售。

  过去封建时代的读书人,所谓“十载寒窗一举成名”,就是指的从科举这一途径,巴结上进,达到“学而优则仕”这个愿望。那时候的知识分子,为了考取功名,把一生的希望,半生时间和精力,都用在科举之上。从早到晚,一年四季,在八股文上下死功夫,真成为一个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的书呆子。

  “闱墨”就是这些考中举人,进士们所作的文章。也称为“墨卷”。人们认为他们的文章能在许多人中独出头地的被选拔考取,总是精粹作品,有拿来作揣摩参考的价值。因此书店每逢考期,必定专力搜集这类考卷文章,迅速雕板、刷印出来,名为“闱墨”。有“山东闱墨”、“直隶闱墨”、顺天闱墨”等等不一。

  戊戌变法维新时期,八股文废掉,变通考试办法及其内容。考试历史,政治、时务等科,讲求实在学问,并根据当时情况和需要,特开“经济特科”考试策论,因而策论文章便应运而兴。于是宝兴堂等曾出版了策论粹新,以迎合当时热心功名的士子。每批闱墨印出,都大量销售,并为外地客贩批运。因此,各家书店对这一项生意,谁也不肯落后,视为业务中大宗利润来源。不过资本较小的业户,大都没有力量竞做。届时只能从四大家中批来一点应应景而已。

  五、一年中的营业旺盛季节

  (1)外地客商大量批货

  书业的批发和门售业务,一年之中,是无时不在忙碌的,但是每年也有一个旺季,那就是腊月到正月之间。因为各地的书塾,都在新春开馆,必要预备大批的书籍供应。各处同行书商,为了预先定货,也都要早日赶到聊城。那时候,邮局还没创立,客人办货要自己雇车装运。东北奉天等地的书商,每年冬都要到聊城大量购货。如崇文堂,每年都供应关外七、八大车。文英堂则装箱向北京书商发货。山西客贩每年春季也用骆驼来驮运。其他如大同、绥远、张家口、洛阳、宿州等地,也经常有书商来往。到了民国十年左右,邮政局可以寄递包件,从此,书籍就可改交邮局寄发了。

  (2)刘家店─—临时的“书商宾馆”

  各地的书商到达聊城,都是以古楼北街刘家店做他们的“下处”。这一些商人,年年必至,此去彼来,宾主厮熟,安之若素。刘掌柜的,对这些老客,备加照应,不同泛泛。在顾客们纷纷来此批货的热汛期间,从不招揽别的客商住宿,对一般老客应办的事务,刘掌柜的为他们尽心地料理。如觅雇车辆,汇兑银款,装卸货物等。客人们乐得省心。所以,那时的这座刘家店,已不是寻常客栈,而俨然成为一个临时的书商宾馆了。

  (3)一批书板流入口外

  民国元年(1912年),聊城的敬文堂和另外三家书店歇了业。一个奉天书商,到聊城批货,认为几家的书板奇货可居,便起意购买,几经磋商,达成交易,敬文堂几家的所有书板,全部卖给了奉天书商。及至当地的各个同行业户晓得后,这边已经秘密达成了交易。聊城同行业户对敬文堂等将书板出卖给奉天书商,极不赞成,曾一度集议,欲以原价赎回,并阻止其装运,但未能成功。从此,关外的一部分生意断绝了。直到“九一八”前后,东北各地还流行着聊城版的书籍,但那已是关外的印刷本了。

  (4)家刻本及代印、代销的书

  聊城的木板书,除各家书店刷印的坊刻本以外,还有大量的“家刻本”,也叫做“家藏本”或“家塾本”。如清朝江苏巡抚傅绳勋的后人和杨氏海源阁等,都有家刻本。

  私人的家刻本,有的雇聘工人刻好板子,在自己家中刷印的,也有刻好书委托书店加工代印的。印妥后,如非卖品,就付给书店工料费,由自己分送亲友。如准备外卖,书店也可代销。

  民国初年,上海各种各类石印本的书,逐渐深入内地,行销各县、镇,木板书销路受到影响,但最初仍可维持一部分销路。之后,上海的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,先后在聊城成立了经销店,各类石印本和铅印本的小说,和其他读物,也大量涌来。于是木板书的销路日渐缩小,营业大受影响,因而各木板书店也开始改变经营方针。他们除了照常出版自己的书,并也兼销一切石印、铅印本。有的还兼营文具业务,赖以维持局面。“五四”运动后,新文化浪潮风起云涌,聊城新书业也应运而生,以往木板雕刻出版的老书店,便日见没落。“七七”事变前夕,聊城的老书店就只有有益堂一家了。

  六、刻板与写样

  (1)写样

  雕板印书,必须先据原刻本影摹,或按原稿写好,然后再上板开雕,这叫“写样”。过去的许多古书,多是聘请名手书写稿本(也有自己书写的),他们把选定的校勘精确的善本,交写样先生照原书摹写。其字体、点画、行格款式,处处依照原书仿刻,只换上自己的字号就得。这些写样先生多住在聊城西乡,其中最负盛名、而为几家大书店经常延聘的,是那位人称“圣手书生”的刘凤藻。

  刘凤藻,堂邑县定远寨人,是个老秀才,不但擅于摹写宋体字的横轻竖重,并善书正楷。字体融合柳欧,疏密适中,颇为美观。如书业德出版的前四史、史记精华录,宝兴堂的神农本草经、昭明文选等,都是他的手笔。写一版书的代价,是京钱壹吊。写样的纸,是上等毛泰,质薄柔韧,写上字,可透过背影,清晰可辨。

  复刻原书,更有个简捷办法,并可节省写工开支。就是不用摹样,索性用原书,一页页拆开,纸背面拿肥皂水,轻轻搓磨,使它单薄,透出字迹,就上板雕刻。如有益堂的聊斋志异就是以此法出版。但是,这样办,新板刻成,原书也就整个消灭了。

  (2)刻工与选材

  一部书,从写样、刻板到成书,要经过数十道工序,而且全是由工人们的双手一遍遍地辛勤劳动,依次加工制成的。刻书板的工人并不是经常在书店里边服务,全是临时雇用,犹如今之加工定件。

  这类刻板工人,多住在聊城西南堂邑县境,马颊河流城,骆驼山一带。祖辈传授代代接替,男女老幼都擅于刻板技术。他们在农忙时,从事农业生产,春冬两闲,就受雇于书商刻书板。他们虽是散住在各个村落,也有组织。所有和书店接洽定件,商磋工资,讨论规格款识,及交件期限,批定合同等等,全由工头出面和书店经理人打交道。工头把活揽好,再分头交给工人,各自拿回家去刻。工人不仅受书商的剥削,同时也受工头的剥削。工头(也叫做揽头),多不从事劳动,只靠从工人的劳动工资中抽成生活,也有的以高价揽定,以低价雇觅刻工,而从中渔利。那时候工人们不仅要养活自己,还要以工资的百分之几养活把头,但因那时没有自己的组织,便只好一任工头剥削。

  工人刻板是按件计资的,书中章句间的标志也各有其规定。三个O(圈)或五个,(点)都只按一个字计算。木板书中并无其他标点符号,只有O或@,代表一章书的起始。

  雕刻书板是选用梨木和枣木,所以“梨枣”二字向来也作木刻的代名词。这种木质,坚实匀净,经久耐用。制板木材,也要拣取大株树木,浑粗直干。再锯成一块一块的板子,再一一刨得崭平如镜,把写好的样张,反贴在木板上,就可以奏刀了。

  刻板工人都各有其一套技巧。他们刻书板的时候,右手握着刀柄,左手的拇指和食指,帮助推动刀尖,细琢细磨的刻划。乍开头的“发刀”是依循字样的横竖笔画,用刀尖蠫划,比较容易。多是教初学的徒工去做。第二步的“挑刀”,却得要训练有素的熟手担任了。挑刀是个细致的活,一撇一点都要仔细剔爬,使每个字的锋铓、棱角,整齐划一,体势、姿态,清丽醒目。无论行距疏密,笔触的柔和、刚劲神气,都要深切地体会到、刻划出,从书业德,善成堂等出版的经书来看,莫不线条挺劲,刀法圆熟,可见当初这里雕板工人的技艺,已达到高度水平。

  板片刻好之后,须用花椒水煮透它,这可以久存,不生虫蛀。一部大本头的书,刻板工程相当浩繁。例如四书备旨,板高七十四分,宽九寸,用国产六五毛边,下七个头,全书共计四六六页,就要刻四六六块板子。再如大本的三国演义,多至一千一百余页,就要刻出一千多块板子。一部大套的书,交工人分头去刻,也须三、两年的工夫,才可完活。其中大字部分,由一般工人来做,小字部分,另由高手技工负担。他们承刻某一书板,也是陆续交活,而书坊中印刷,也是随刻随印。一部大部头的书。如五经备旨全套刻工,约须花费纹银一千五百两。

  (3)校勘与插图

  书板刻成后,往往有一些错字,书商们为了经营上的信誉,都雇用专人把刻好的书板,一字字的照原书校勘。有错字处、立即挖补。

  但也有一些中、小书坊,如聚锦堂、奎文堂等,对小花页之类的书,校勘不精(主要是为了减低成本提高利润率),因而错字、白字相当的多,质量很差。

  有的书中还有插图部分,而所有插图也都是雇用工人一刀刀刻出来的。如小说中三国演义、列国志、诗经备旨中的简单插图,三字经、千家诗中附刊的人物故事图像等。刻制这类的板子,更得要掌握刀法,轻雕细琢,稍一不慎就得报废或显示不出生动的形象,因此要求有更高的技艺。这类活儿,像堂邑骆驼山一带村中很多家庭妇女们,都刻得很好。其刻摹工价。计页或计图论值,约略可等于半页书的数目,如小本头论语,每半页刻工是制钱三百文,刻一块图,就可拿到四百文。

  (4)书板的使用价值

  一块板子,就是一页书。尺寸大小是一样的。书板的四边界格,称为“边栏”。四边界格只画一道粗墨线的,称为“单边”。在粗墨线之内又附一道细墨线的,称为“双边”。其天地两头没有细线,仅在左右两边有细线的,称为“左右双边_”。天地左右全有细线的,称为“四周双边”。如善成堂复刊本神农本草经,就是天地双边。元代的版本,多是四周双边(又称“文武边栏”).书业德版的五经备旨等,多仿这样格式。可见他们的板子,多是采取善本摹写,加以复刻的。复刻即是翻刻。那时候还没有什么"出版法"的规定,谁也没专权,所以也不干禁例。

  板子雕成,每印刷一次,以五百部为计算单位。第一次印成的书,字迹清朗,边框完整,格外美观。有的图书,新板告成,先用朱色或蓝色印刷出若干部,这叫“初印红本”或“初印蓝本”。更有一种套印本,如书业德版的洗冤录。正文用墨色,旁注用朱色,圈点用蓝色。这种书须分几次上板,格外费事。

  一套新板,大字的可出书万部,一般的可出七、八千部。如四书备旨等,全页都是稠密的小字,印个六、七千部,还能保持清晰可观。再刷印过多,木质被墨汁啮得发硬发脆,就渐见漫漶。虽然还可作部分修补,也只可勉强继续,大不如前的清朗爽目了。

  关于聊城各家书店。每年销售书籍情况,我曾和马运生谈过。马过去任职于聊城有益堂书店,达四十多年之久。他说入了民国,科举停了,经书也不行了,但有有益堂一家,每年还可销七、八千部。而书业德,善成堂等,销数还要多。以此推想,全县一二十家书坊,在从前极盛时期,年总销书额,约计不下二、三十万部。

  七、印书的设备及生产次序

  (1)糟墨浆、刷页子部。

  一部书从写样算起,到达读者手中为止,据说要经过七十二遍手。刷印书页子,所应准备的东西,是纸和墨浆。纸料种类。前已提过。墨浆是选取好南松烟子为主要原料。每年的过麦后,就要下手。其法是:十斤烟子加白面二、三斤(再多以此比例类推)。先把白面打成浆糊,搅稀,再把烟子掺入,并加点烧酒,一齐倒入了大瓷缸内。用石对舂使劲地搅,搅得浆糊和烟子,融合一团,放在一边盖好。整个的伏天过去,缸里的东西,被高温热蒸,起沫发酵,是谓"发缸"。发缸后,再熬水胶水掺进去,一块糟起来。这样,烟子、水胶、浆糊便融为一体。最后,用水磨子拐,拐下来的墨浆,细致匀净,放到冬季应用。刷出书页,墨色乌黑锃亮,光泽爽目,手指抚触摩挲,也不会褪落沾染。

  印刷工作的设备,要用一只比较宽阔的长方型的大案子。案面平整、竖实。把板子安置于案子上固定起来。准备好书页纸,师傅们(工人)便用排笔,轻轻蘸下墨浆,从板子上掠过,再将书页,平放在板子上,用细棕趟子从纸背迅疾地砑印过去,随即把页子揭起抛过一边,一页书就印成了.不过这种趟子在使用之前,须用豆油滋润过,才能滑利顺手,也不伤纸。

  刷页工人,称为案上。按页计工,称为“撩件“。每个案上工人,每天可以刷书五、六千页(大板的书,较慢些)。工价是:大板书每千页制钱一百文。小板书每千页,六、七十文。工人在书铺刷页于是回家吃饭,书铺只管喝水。如若晚上也干活,就睡在柜上,两个人一床被子,由书铺供给。

  (2)刷页后的一些工序

  案上的师傅把页子刷出,随手抛过旁边就不管了。另有检页的女工,统统拾掇到一起,按流水号数,依序敛齐,再一张张叠起。检页和折叠,称为“半干子活”,全是由妇女们去加工。这类工人,多住在城隍庙街和东南城角等处。

  书页折叠的地方,称为“版口”或“版心”。版心中有专为折叠时作为标记用的“象鼻”和“鱼尾”。刻在上下两端。其中间叫“中缝”或“齐墨”,也叫“齐栏”。以上边“鱼尾”下边“黑口”为标准,要一页页对好爽齐后,再交干师傅切裁。干师傅称为“刀上的”,也称为“攥刀把的”。

  页子切裁后,就是装订了。书衣是采用染了赭色的纸料。贵重的书,也有用绢绫做的。书衣上贴有题写书名的一个仄条纸签,叫做“书签”,书签也有用带色的纸印的,与书衣相配衬,书签上有的延请名书家题写书名,并有署款。

  书衣里面,有的另衬一页空白纸,叫做副页。其功用可以保护书页,使之不受损伤,用万年红做副页还能避免潮湿。

  一本书的装订工作,也有几道工序,其工作情况,不再详述。

  八、工人同资产阶级的斗争

  (1)对克扣工资的反抗

  聊城的书商(资本家及其代理人)对所雇用工人的压迫和剥削,是十分残酷的。劳资之间的斗争有时十分尖锐。主要因素,或为待遇方面的苛薄,或为工资方面的不合理。工人被压榨得忍无可忍时,便奋起反抗,举行罢工。

  工人的工资,照例应由企业主按“齐满钱”发给。但他们确嫌剥削得不够,硬要按“九八”发付(齐满钱即制钱满足一千文,算为一吊,“九八”即每百文扣二文)。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无理剥削,不肯接受。资本家们则悍然坚持,不稍通融。工人迫于无奈,群情愤慨之下,一齐罢工对抗。一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六家老总刘玉山等人,企图帮资本家说服工人接受克扣工资的办法,工人们根本不听他那一套,为了不甘受资方任意摆弄,于是下“鸡毛文书”,挨个传递。霎时间聚集了五、六百人,在聊城东关文昌宫聚会,商讨对策。

  (2)用抽签骗术结束罢工

  罢工风潮越闹越大,书商们见真的牵累到他们的营业,又托出人来调解,工人坚持不肯低头。于是他们便想用骗术平息工潮,办法是双方赴城隍庙抽签。如抽出双号签,就按齐满钱发给,倘是单号签,就以九八钱为准,说这是神的“旨意”。虽然这只是一个骗局,但结果还是工人胜利了。其中内幕,不言可知,并不是什么城隍爷主张公道,为工人撑腰。只不过是狡狯的资本家们,自知不易应付工人们的正义要求,而故弄玄虚,假托神的主意,聊以解嘲而已。但通过这一事件,大大加强了工人的斗争性和团结性。

  九、聊城新书贩卖业的概况

  木板书业的凋零和新书业的兴起

  聊城木板书业,在石印书问世以前对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。但由于时代进化,辛亥革命之后,封建文化没落,学校日兴。到民初之际,木板书事业便渐渐衰落,成了强弩之末。虽然有的还勉强维持没落的局面,但大部分产品已无人问津。因此,一般书店,多已兼营他业,如文具、账簿、毛笔之类,或者代销新书,或者停业改行。这时各类学校,次第成立,亟需大量教科书,于是上海、京、津各地出版物,石印和铅印的新书,纷纷涌来。因此急邃地促进了聊城旧书业的衰亡和新书业的发展。

  随着木板书业衰亡和新书业的崛起,石印印刷事业,也应运而兴。

  聊城第一个石印局,始于王露亭的茹古文社,不久端士泉(先生在书页上用钢笔书写“应为端木泗泉”)又办了一个郁文石印局,都在民国元年创立。不过他们都是半手工性质的石印,但在聊城开始和社会接触,人们由耳闻而目睹,皆感到新奇好玩,眼界一宽。看到它无论印制什么,都比木刻敏捷、方便。因这样,从前木刻方面的活,多半被石印替代了去。斯时,聊城已有了两处中学堂─—东昌师范和东昌中学,还有其它讲习所之类。他们所教授的科目,除正式课本外,并由教师临时选材,编辑一部分讲义,作为课外补充教材。这种讲义,都是委托石印局加工印订。过去象民间的家谱和讣文、名片、钱帖、年画、神轴等,全是木刻加工。从石印兴起,也教它夺去了大半生意。

  聊城自从有了石印,由于文化发展,种种客观需要,业务相当兴盛。一时各种印刷定单,接踵而来。利润所趋,不久期间,又增添了松竹斋、华昌等两个石印局。不过这些石印局自己印的书并不多,多是为别人加工一些零星印刷品,但它总是聊城印刷事业方面一个新兴的表现。

  王露亭办的文华书局,亦于民国元年(1912年)开始营业,它批销学校课本,并贩卖新旧小说,碑帖杂志,及新文艺作品等。多是从北京,天津和济南进货。济南的教育图书社,代理上海各书局的出版物,文华书局就和该社长期交往。由于文华开业之后,由于一切文具图书,各色货品,都是由天津、济南两地进货,货源有时不充足。次年的春季,王露亭为进一步扩充货源,开展销路。便去上海与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接洽。双方达成协议。由王露亭担任上海中华书局聊城分局的名义,包销山东东临道二十九县的图书,与各类文教仪器。于是在他由沪北返不久,上海中华书局便发运图书货品三十多箱,经济南悦来栈转运聊城。大大支持了他的营业。因此,民国三年(1914年)他便干脆撤销文华字号,正式挂上了中华书局的招牌。

  上海商务印书馆,也于一九一二年,开始委托书业德代销教科书。那时,书业德一方面代销商务货品,同时还出版自己的书籍,经营方式,仍然一本正规,对于和外界的联络,殊少主动。以后,中华书局正式建立,营业发展很快,济南商务印书分馆看到鲁西北的广大地区,有利可图,想和中华书局竞争,于是在一九一四年派冯彦甫到聊城筹备分馆发行所,但只经营二年,又复撤销。与此同时,适值李竾庭组织振东书局。便和商务分馆挂上钩,担任了聊城经销名义,并兼售文具、药品、及其它书局的新旧小说。

  振东书局开业前后,同时又有孙一德办了一个世界书局,代理上海世界书局的出版物。后又改组为摄西书局(经理人金春亭)。不久同元书局(后改称义和书局)和赵金生办的新华书局,也相继开业。以后又有姓何的办的真华书局和赵国华经营的国华书店开张营业,真是盛极一时。以上这些书局,大都设立于当时聊城的繁华中心市区─—楼东大街。

  聊城的新书贩卖业,从民初到抗日战争开始,二十多年中,在鲁西北一带数十县,镇区域内每年销货的总数量,不下几十万册。除中华、商务、世界、开明、生活、北新等书局的出版物外,它如锦章,大东、广益、大成等书局的新旧图书、以及扫叶山房,鸿文,点石斋等各种碑帖,也不少销卖。一折八扣书畅行时期,更是聊城新书贩卖业的黄金时代。

  一九三八年的十月,聊城被日寇攻陷,新旧书业随着地方其它事业,一齐关闭。

  以上所记只是聊城过去的刻书与出版业的一些片断情况,很不全面,错误和遗漏之处也在所难免,希望指正和补充。

  《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》 吴云弢撰,刊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,《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》。

责任编辑:庞玉伟

■ 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
■ 书业德:纸墨书香海内外
■ 善成堂:进士文选自成一家
■ 宝兴堂:无门面而书销千里
■ 有益堂:开卷有益惠学人
■ 东昌府书庄林立,古城书香延绵二百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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